编者按
“打工诗歌”看起来是近年来兴起的话题，好像因其能与社会问题互动，而受到一定的瞩目。其实早在2005年，这一诗歌创作现象，就已出现，《读书》也进行了较多的讨论。今天我们重发刘东这篇《贱民的歌唱》，就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声音与思考。
一位还未来得及谋面的“打工诗人”，急等着推出一部有关“打工诗歌”的论著《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》(柳冬妩著)，来信要我为他赶一篇文字。我虽然向来害怕应酬文字，这一次却觉得很难回绝，毕竟自己早年也曾在泥窝里滚打过，深知那种在底层打拼的味道。
柳冬妩著《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——中国“打工诗歌研究”》，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（来源：douban.com）
跟这班苦命的年轻人本能相通的是，自己当年不仅也做过工，做的还是殊欠人道的童工。我敢说，自己当年那种学徒生涯，如果不比今日的打工仔更苦更累，至少也不会更轻松。那个世道，不光是完全攒不到什么工钱，每月区区十几元学徒津贴，全都要用来贴补肚子，劳动条件也是没法更恶劣了。只要催命的鼓风机轰鸣起来，那灭顶的声浪就能把人吃了，连面对面说话也只能靠手势比划。再轮上三十八九度的三伏天，更是连想像一下都会冒汗：别人躲在树荫下摇扇还直喊受不了，我们却被发配到冲天炉前，去鼓捣整炉膛红通通的铁水——别说还要出笨力干重活了，哪怕只在炉前多呆一会儿，那灼热的温度就能把脸颊给生生地烤糊了！当然公道地说，尽管当时的条件同样艰苦，不过跟现在的打工仔相比，我们那帮学徒娃娃却没有这般失落。那时候，广播喇叭里毕竟还灌输着一大套说辞，说我们是工人老大哥，说我们正当家做主……心里虽不敢全信，脸面上总还有助于找补尊严。此外，更加现实的对比则在于：跟那些成天拎着点心匣子托人办回城的知青相比，让我们“比下有余”的理由还明摆在那里。就此而论，虽说同样是到厂子里做工，哪怕就是去做同样的工，却只有今日的打工仔，才算是真正滑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——那地方如今竟被剥离得如此光秃秃赤裸裸，就连最浅薄的意识形态涂料都懒得粉刷了。
柳冬妩著《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》，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（来源：douban.com）
毫无疑问，赤裸裸地隶属于这样一个阶层，也就无所遮蔽地意味着，正在为整整一个社会垫底。在这里，我忍痛写下“垫底”这两个字，来描述某种极端弱势和全然无助的状态，也想来凸现一个不可或缺的最后支撑点。在我看来，正是上亿人口在外“打工”这种现象，才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基本、最重要和最诡谲的史实。中国之所以令人生畏地露出了“和平崛起”的苗头，迫使欧美国家恨不得放弃原本借以立国的自由贸易教义，那无非是因为我们拥有着举世最庞大和最廉价的打工一族。这大概也正是外国汉学家最难搞懂中国的地方：世上居然还能有这样一支劳动队伍，不光能以其难以耐受的劳动强度，来换取少得可怜又常被拖欠的工资，而且能表现得如此驯良坚忍柔韧，极少对苦痛的运命发出不平之鸣！每念及此，我便会默默地在心底连称“惭愧”。真的，在尽享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时，我们这些幸运的城里人，哪怕是其中最为洁身自好者，也照样脱不开潜在的愧疚。因为我们毕竟不难意识到，由于生活起点的不同，就算你跟打工仔讲好了“平等交换”的工钱，也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。然而可叹的是，在现行规则无所不在的包围中，特别当这些规则跟利益集团的刚性制度搅在一起发酵的时候，任何个人都是无法独力清偿这种歉疚的，哪怕你是卡尔·马克思本人。正因为这样，有时候我甚至会叨念：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，中国当真就这么“和平崛起”了，那么我们不要忘记，一定要为连续几代数以亿计的苦力劳工，修一座最高最大的纪念碑，来铭记他们曾经付出的超常牺牲！反过来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，中国再次发生了“现代化受挫”，那么其实打从现在就能逆料，那报应原本就潜伏在我们断裂的社会结构内部，潜伏在败落的乡村与畸形的城市之间——这正是打工仔们常年奔波的漫长旅途，其间充满了从未被真心倾听过的巨大落差与积怨……正因为久存此念，当我获悉天底下竟还有“打工诗歌”这回事时，真不禁心头一惊。原来这班富于生命张力的年轻人，还编辑了不定期的《打工诗歌报》，真让人刮目相看！我郑重其事地把自己的著作签名寄过去，也借机讨要了几份报纸。说真的，单是这邮来的薄薄纸页就又使我抱愧不已：瞧瞧我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城里人，除了把人家当作这块日渐贫瘠的国土上硕果仅存的金矿，到底还对打工仔的内心世界了解多少？在这个意义上，我建议都来读一读打工诗歌。先别去琢磨别的，单是他们独特的写作活动本身，就足以刺激我们麻木的心灵：还另有一些完全相同和完全平等的生命，就在我们很近的地方活生生地活着——不仅在生理延续的层面上活着，而且在生命尊严的意义上活着；不仅在抽象的人口统计中活着，而且在独特的人生体验中活着！读着这些诗歌，不由得记忆起某些似曾相识的快要被逼疯了的意象，那是在另一场巨大的人类苦难中挤压成型的：受够了无情的戏弄之后，
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。
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，
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。
我还不如一条疯狗，
狗急它能跳出墙院。
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。
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。
(食指：《疯狗》)
而这种“狗一样”乃至“不如狗”的念头，到了打工仔们的诗册里，更是被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反复重弹着，比如：
在北京，你可以没有孩子
但不能没有一条狗
在宠物如此尊贵的年代
一个外省青年，还不如
一条狗那么容易找到归宿
…………
这一刻，有一个句子
出现在我的诗里
这是我以前从没有写到过的
我不得不写下这让我莫名地踌躇
这让我莫名地悲伤的句子——
哦，在北京，我狗一样生活
人一样活着
(郁金：《狗一样生活》)
由于当年的类似困境，我想我能够了解打工仔内心的酸楚、失落和沮丧：尽管全部生活都已无可挽回地被裹进了全球化，并由此饱尝了现代性所独有的漂泊与孤离，却迄未从这历史进程中得到最起码的报偿，而惟独看到了由其他阶层的上升所带来的悬殊对比……可即便如此，我仍然找到了理由来向这些打工仔们由衷地道贺：恭喜他们终于在一个执意对其视而不见的社会里，借助于诗歌这种艺术形式，发出了某种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声音！
那么，再联想到斯皮瓦克那个著名的后殖民主义问题——“贱民们能够开口说话吗？”(Can the Subaltern Speak？)这可以被看作一种对它的正面的和积极的应答吗？佳亚特里·斯皮瓦克(Gayatri C. Spivak，1942- ，来源：literariness.org)不像我们北大那些温室里的研究生，这些打工仔的写作活动，既没有校园文化氛围的支持，也没有老师恩威并重的督导。然而，终究另有一种动力在，它催促着这些打工仔从简陋的工棚中翻身坐起，强忍着超常劳作对于筋骨的磨损，生涩地歪歪扭扭地拿起笔来。那么，这种内在的动力究竟是什么？基于以往的苦难经历，我本能地想象到，答案肯定没有那么浪漫。对于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来说，他们的行为当然是、也只能是为了生存——为了顽强地证明自己的存在，为了顽强地扩大自己生存的可能！这也就意味着，他们做出这种选择，也并不是为着自觉到了诗歌方面的才能。美国社会学家早就发现，并不是因为哪个种族的运动才能超常，而只是因为在黑人社区里做不起别的梦，才使如此众多的黑孩子想要尝试篮球才能。同样的道理：越是沦落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底部，选择文学生涯这种原本就风险很大的人生游戏，便越是表现为最无机会者的最大机会，即使由此而向上流动的几率微乎其微。可能性虽说不大，却总有凤毛麟角会冒出尖来的。光是从这部送来的著作中，就可以读到郑小琼、谢湘南、曾文广、张守刚等名字，这些打工诗人都已获得了比较重要的诗歌奖项。至于本书的作者柳冬妩，则更是从“无业游民、修路小工、搬运工、玩具厂和绣花厂杂工”，经由“在东莞市文联和东莞市科技局供职十年”的过渡，已然干到了“东莞市新跨越科技文化传播中心总经理”的职位！然而作者却无意“忘本”，正是这一点显得可贵。如果在社会科层的鸿沟面前，一个人的梦想只是作为个体的向上流动，那么眼下对于这位不大不小的“柳总”来说，也许最理性的选择就是——尽量少提自己的出身。不过看起来，本书作者的梦想却并非如此，反而坚持要做“‘打工诗歌’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和理论阐述人”。如果这种自述确乎发自内心，而不是为了赚取廉价的同情，那他可真是比我强得太多了！我离开往年工友的时间毕竟是太久了，虽说两年前也曾回到昔日的车间，却发现绝大多数一起进厂的青工，居然早已办完退休手续告老还家了！就算还能稀稀落落地发现几张熟悉的面孔，也很难再进行稍微深入的攀谈，甚至都不敢多言自己现在的工作，生怕彼此间的鸿沟更加暴露出来……不过，请原谅我的直率：光有“不忘本”的心结，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。尽管代表弱势群体来争取承认，肯定是任何人都无可非议的正当写作动机，可是如果在一位作者心目中，总是只装着承认政治学而不是美学，那也终将会给这种写作活动留下难以逾越的限定。说穿了，绕来绕去还是绕不过这样的问题——到底打算让作者为诗歌带来什么，还是打算让诗歌为作者带来什么？
丁燕著《工厂女孩》，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（来源：douban.com）
利用这种黑格尔的语式来进行概括，并不意味着来自学院的书卷气的苛责。我同样清楚地意识到：既然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，而又要获得其他群体的承认，就很难避免去沿用别人的表达方式。回想自己学徒时代的那些试笔，还不是照样落入了这样的窠臼——尽管内心深处压根儿未做此想，寻常说话也不可能这般拿腔拿调，可一旦把诗句落在纸上，特别是拿这些诗作去博取别人承认的时候，就总是捏着嗓子摹仿起时髦的朗诵体来……不过，正是出于往年的痛切经验，当我看到如今竟连打工诗人也在沿用时髦的翻译体时，就更对此中的不协调特别过敏——那种通行于大小诗歌节中的国际标准语式，慢说一时还很难学得像，就算将来“描红”描得纯熟了，又能跟你们“打工”经历有多少相干？由此看来，真想正面和积极地应答那个“贱民们能够开口说话吗”的问题，还并不那么容易。它难就难在，不能只是在主题方面打打工就了事，否则就很可能跟以往那些所谓“工人作家”一样，顶多也就是往“主旋律”里边填充一些车间里的素材，而整个的调调还脱不开宣传的口径，倒反而糊弄得工人们找寻不到自我。换句话说，此间真正危险的挑战还在于：贱民们很有可能自以为在不停地开口说话，却仍然什么都没有讲出来，如果他们只是在模仿别人的语调。南山文化讲坛——柳冬妩《打工文学与卡夫卡的〈变形记〉》（来源：v.qq.com）
那么到底应当怎么写呢？——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我的美学戒律在警告自己，一旦涉及未来的艺术形式，那么除了提出一些启发性的问题之外，绝不要给出任何先知式的指点。因为，既然任何艺术探险的主要任务，就是去突破人类表象的极限，那么凡是有关“应当怎么写”的预想，都会无一例外地沦为荒诞。不过，不能从细节上预知那“是什么”，却并不意味着，不能从原则上去排除那“不是什么”，从而给出某种否定性的界定。说到底，在我看来，既然“打工诗歌”的独特使命就在于——为一个独特的受压迫群体谋求生存，那么不管它的外在形式是什么，总应当让自家兄弟们更加会心，对其他阶层显出更多的陌生性，而非在文化上急于被优势阶层所同化。只有使“阶层意识”上升到了这一步，打工诗人们对于自身境遇的强烈关照，才不会仅止于社会学层面上的身份认同，而有可能升华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创造。最后，我还想再提一个问题——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打工仔，何以偏偏挑中了诗歌这种最称精妙的文化形式，来扩张和升华生命的欲求？要知道，即使是对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，如今也不大可能留下如此困难的作业了，因为按照惯常的理解，诗歌乃是“高精尖”的语言艺术，非功力或才华出众者不办。这个问题虽然有点微妙，但尝试着去寻思它，却有可能把我们带出当代诗歌的危机。十有八九，当代诗歌的发展路径，是从根基处就错了。跟写诗的专利几乎全被小众所劫持的现状彻底相反，其实打从人类文化史发轫之初，这种纯靠有节奏之语言所构成的素朴文学样式，就呈现为最易挂上嘴边的、最不要求复杂创作条件的和最难以被剥夺的艺术形式，而且正因为此，也就必然呈现为最原始、最直接和最大众的艺术形式。只有从这一点出发，我们才好理解，为什么正当城市里的小资大都知难而退，转而高谈阔论起惟独他们才能玩得起的影视、戏剧、音乐等消费形式的时候，倒偏偏是那些被命运抛到了高雅区隔之外的打工仔们，反而毫无顾忌地信手拣起了这种自由发泄的艺术形式。
那么，这种自由的本能发泄，注定只会生长出低矮的灌木吗？——我却并不这样认为。我在前文中已经说过：上亿人口出外“打工”这种社会现象，在整个世界史中都是非常独特的历史经验。我眼下则要再补充一点：其实漂泊流离这种生活状态，又正是现代人普遍难以摆脱的宿命，即使他们表面上更加幸运，降生到了发达国家或上流社会。不错，海德格尔所谓“诗意地栖居”的说法，已被活用为一句深入人心的广告词，但那恰恰清楚地反衬着：我们人人都无家可归连根拔起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或者竟可以说，其实我们哪个人不在“打工”呢，哪个人又不是“打工仔”呢？正因为这一点，也许出外打工这种生存状态，就有可能表现为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，激发起善感的人类器官，以全部的生命为代价，探入人皆有之的大伤痛，并借此创造出独特又普遍的表象世界。
郜元宝编译《人，诗意地栖居：超译海德格尔》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（来源：douban.com）
当然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所谓“打工诗歌”和“打工诗人”的说法，似乎也就没有必要了；而且即使它们还存在，当我们念起这类词组时，也会不由自主地把重音落到后边了。